香港沒有故事?
「香港的故事,為甚麼這麼難說?」,就連香港著名作家也斯都這樣說,不免有點諷刺。這究竟是香港這個地方有問題,還是香港人有問題?
香港甚會沒有故事?打開電腦,到互聯網上的百科全書打「香港」兩個字-由成為《南京條約》割讓的一部分,到英國統治的殖民地時期,到日佔時期……這些難道不都是發生在香港刻骨而銘心的故事?或許可以轉一下角度問:「香港人重視香港嗎?重視自己生活的地方嗎?重視自己的歸根落葉的地方嗎?」如果放在電視台的問答遊戲節目之中,這恐怕不是哲學或文學類的問題了,只不過是一條生活常識題。看過陳冠中的《香港三部曲.甚麼都沒有發生》,你會掩卷,會心微笑,答案會不知不覺間在心中泛起。
因為《甚麼都沒有發生》根本就不是要寫「香港」的故事,而是要寫「香港人」的故事,寫「香港人甚樣對香港」的故事。
香港人看香港
陳冠中首先為我們塑造出一個經典的香港人形象。張得志,一個經歷香港經濟起飛黃金十年、不受羈絆、拒絕負責任的青年。
由故事以他第一人稱敘事說的第一句話開始,我們就知道,不是香港沒有故事,而是在香港人的眼中,香港沒有故事。在香港回歸中國一周年紀念那天,張氏覺得這是甚麼也沒有發生的一天。甚至在整個故事發生的時間,由簽定《中英聯合聲明》的1984年開始,歷經天安門民運的1989年,再到1997回歸和其一周年紀念,在此等香港一個個的時代里程碑下,伴隨著張氏的,是他那一句「甚麼也沒有發生」的口頭禪,以及他臨終前口中的「兩件瑣事和一個不錯的心願」,僅此而已。看完第一頁,我已經開始懷疑張得志究竟是不是香港人。
香港人眼中的香港可能是一個形而上的概念。陳冠中透過張得志所帶出的序事次序其實也值得我們深思。小說以張氏瀕死的回顧作為開端,然後運用倒序法,寫與女子沈英潔相識及與其風花雪月之事,後順序寫與生意人托圖、雪茄黎等人商業合作往來之描述,更又插敘寫義勇軍及女子安妮之事等等,當中時空交錯,敘述各事之時間之序雜亂,先用倒序,後又順序,再插序,現在與過去互相糾纏,有一種「現在就是過去的過去」的味道。寇比力克的經典作品《2001太空漫遊》[1],1968年主人公眼中的2001年的未來世界早變成過去,很可能,在《甚麼都沒有發生》裡1984張得志眼中的1997年香港回歸早就成為過去,難怪香港的故事還未開始講,香港的故事就完了。香港沒有故事是香港人造成的。
香港人的「遊戲規則」
陳冠中筆下香港人的「問題」,卻又可以湊成一個故事,一個「香港人的故事」。要了解香港人的「問題」,先要明白他們的「遊戲規則」-他們不要有「根」,不能「在同一點留得太久」,學術一點,就是他們有一種「波希米亞主義」[2]的遊牧心態,遠離主流。他們是「資本主義的僱傭兵」,他們要錢,他們永遠只做「第二把手」,也就是說,他們要當「打工皇帝」,不做李嘉誠,只做霍健寧[3]。他們由進場到辦好事情say goodbye,就像「將陽具放入口中,然後射精」一樣,不過彈指,然後就走到其他地方繼續利用資本主義橫掃。至於甚麼「爛攤子」、甚麼「後遺症」,一律干卿底事,他們一概不理。
敏感時刻的處理
這有「問題」嗎?當然沒有,如果我們狼心如鐵,如果我們利字當頭。當然,就算是也未必有問題。整篇小說最令人敏感的情節,除了是張得志和沈英潔在車上床上翻雲覆雨的場面外(生理上),應該就是寫到1989年那人所共知的大事的時候了(心靈上)。香港人不是一直大喊「偉大的祖國」嗎?《基本法》上不是說「香港和中國內地的關係是密不可分」嗎?但《甚麼都沒有發生》裡的兩位人兄的表現就似乎顯得事與願違。在這裡或者我可以分兩個層次來說。最低層次的-張得志,他在六四事件當日,身在異地選看的書竟然是「大話西遊」的《大班》,就算他要讀有關中國的書籍,也只是揀了《紅星照中國》,原因是「將來有機會要去大陸做生意」,原來香港人與中國大陸血濃於水的關係就只在於生意和資上的來往,至於本來的六四事件,張氏不但「完全錯過了」,而且「沒有甚麼感受」、「無法插嘴」,他認為關心六四的人太過「酸的饅頭」了。
第二個層次-托圖,那個生意上的機會主義者。他在六四的時候好像很有概念,很有激情,而且更斥責張得志對事件的冷漠,罵他是個「白痴」。但事實上,托圖當時也只不過是身在芭里享樂,他早在六四之前就去渡假了,甚至還邀請張得志一同前往。對於六四,托圖根本沒有切身的感受,他只不過是逃避,是隔岸觀火,或是對自己過去絕情來一次即興。不是嗎?就像八九民運後瞬間出現的「移民潮」,稍為有點資本的香港人很多都選擇移民,他們對國家有概念、對六四有意識,但卻選擇了逃避。
所以陳冠中在《甚麼都沒有發生》中巧妙地把握了六四這一刻,用短短的篇幅,表面上輕描淡寫,事實上是透過寫兩個人的表現,寫兩種香港人在六四前後普遍採取的態度,從而揭示了香港人的「問題」。不是香港沒有故事,而是香港人在思想上與中國大陸完全割裂,就像張得志,他小時候一坐火車抵達羅湖,就可以忘記了大陸的存在。其實單單是「六四」對香港來說已經是非常震撼的故事,可惜他覺得這樣太過「酸的饅頭」,但就算真的太過sentimental,身為香港人,至少也要有些reflections或是feelings吧,可惜他沒有,香港人沒有。
男人和女人
香港人可能從來只會記得風花雪月的韻事。一個好看的故事不能沒有男女關係大混戰,這是天天在香港電視台上映的肥皂劇帶給我的啟示。陳冠中深諳此理,《甚麼也沒有發生》中正好寫了幾個和張得志纏綿過糾纏過的女性,而恰巧又能借女性襯托出香港人那該死的「遊戲規則」。
首先是沈英潔,一個張氏在超級市場無意「邂逅」的內地女子。張氏從來都不想對她「負責任」,每次見到她,除了造愛,就是這愛和造愛。張得志認為「性是性,很單純」,性和愛是分開的,以為沒有愛就沒有責任。因此在造愛後,他的第一個念頭是「如果她真的喜歡我,我要盡快把遊戲規則說清楚」……又是那該死的「遊戲規則」。他替沈英潔找到安居之所,就一走了之,乾手淨腳地say goodbye,以為可以當甚麼也沒有發有發生。豈料多年後,他透過私家偵探得知,原來沈英潔在他走了以後再也沒有搭上過其他男人,而且還自力更生,獨立撐起自己的生活。這豈不是和張得志形成強烈的對比?不單如此,張氏更發現原來沈英潔有了和他當年的「愛情結晶」,他開始有了責任,開始有了負擔,開始動了情,竟然漸漸地當上了「第一把手」,決心要為孩子成立一個甚麼基金。張得志徹底打破了自己過往的「遊戲規則」,倒也開始變回一個有血性的人。「請做好安全措施」,這是香港人在性行為這個範疇中最常說的一句。除了要預防傳染性疾病,更重要的是害怕「搞大」女孩子的肚皮,因為一旦有了「骨肉」,就不再是「曾經擁有」,而是要「天長地久」,他們不再瀟灑,不再風流,像張得志一般走進了「墳墓」。因此陳冠中在《甚麼也沒有發生》中寫沈英潔這個「女主角」,當然並非要渲染那些有點像小報風月版中性事的桃色描寫,而是要對張得志自己作出一個強烈的反諷,原來香港人那個「遊戲規則」並非完美,原來現代香港人那種不負責任的人生哲學會作法自斃,斃於那重重的責任下。當我們在香港看見太多「未婚懷孕」、「奉子成婚」、「先斬後奏,米已成炊」、「未婚媽媽慘遭拋棄」的故事,我敢說,這些就是有關香港人後現代道德的「故事」。
《甚麼也沒有發生》的第二女角應該就是義勇軍的妻子安娜。和沈英潔剛剛相反,安娜可謂女版張得志,說正確一點,是安娜把那套香港人的「遊戲規則」傳授給張得志。當初安娜主動和張得志發生「腳的性關係」,令到張得志心如鹿撞、心神恍惚,可惜安娜卻沒有進一步行動。後來張得志經歷過曼谷和喀布的旅程,悟出了「興至則來,興盡則分,無所謂留戀」的道理,安娜和他的腳交也只不過是「活在那一刻」,「要親密時可以立即親密」,「不可以的時間就完全沒事發生一樣」,事實上她也和過不少學員有過「腳交」的關係。如追溯故事時間的先後次序,安娜的出現要比沈英潔早許多,因此安娜的這套「遊戲規則」,張得志日後完全地應用在沈英潔身上,安娜還可算是張得志的啟蒙老師。
因此安娜其實是潛意識中的張得志,他們用的是同一套「遊戲規則」,套用近來香港流行的民間說法,張得志在「照妖鏡」裡出現的人像,正好就是安娜。所以陳冠中在《甚麼也沒有發生》中描寫兩個女性人物巧妙的地方就在於,一個是張得志的反面,一個是張得志的影子,緊貼著那「遊戲規則」的主線,故事中張得志的人物形像及其最終的下場,就更清晰和引人深思。
這是在「遊戲規則」下,香港男人女人的故事。
香港人的「集體回憶」
「故事」從來都來自人的回憶。據非正式統計,在香港近年最被濫用的一個詞彙是「集體回憶」。所謂「集體回憶」,就是那些「環境」、「古蹟」、「保育」等問題。陳冠中身為綠色和平的董事,對這些文化問題一定不會感到陌生。《甚麼也沒有發生》中所描述的第一個商業項目,就是張得志隨托圖前往溫哥華開發的高爾夫球場“project”。其中很容易被讀者忽略的是,該商業項目發展的最大阻滯是計劃中的球場地中央,有幾棵古老大樹,引起了當地環保團體的關注。結果他們的做法是「摸黑將老樹全部鋸掉」,當作甚麼都沒有發生,問題看似迎刃而解,事成之時他們還在大酒店的套房內召妓和享用高級紅酒。這不就正是透過寫資本家在加拿大的荒唐行從而對香港含沙射影嗎?甚麼陪伴著上一代香港人成長的「天星鐘樓」、「皇后碼頭」,香港政府不正是一聲不響地將它們一一移到堆田區嗎?發展商不正是在嘻嘻哈哈中坐享其成嗎?香港人都無情地將自己的「集體回憶」移除,漠視保育的價值,放棄屬於自己的記憶,唾棄自己的故事。
在整個《甚麼都沒有發生》的故事中.我們可以見到作者描寫得最詳盡最細膩的,是那些商業活動:公司的合併收購、生意品牌的建立、股票債券的買賣、生意合夥人的談判,托圖、雪卡黎、黑豹、印度富商、哥頓哥他們全部都是資本家之流,那麼除了經濟以外的政治文化描寫呢?《中英聯合聲明》隻字不提,六四民運用一句話半頁紙輕輕帶過、該受保護的古樹被砍伐淨盡、回歸一周年紀念更是「甚麼也沒有發生」的日子。唯一的回憶都泯滅了,只有經濟發展,香港還會有故事?
香港人對自身,對伴侶,對文化,對祖國都沒「根」。就算最後張得志因為「沈張」的出現而動了情,要為他搞一個大學基金,所揀選的也是美國的名校,甚麼史丹福、柏克萊、芝加哥,學費更是要最高昂的。為甚麼他不揀香港的大學?為甚麼不選國內著名的學府北大和清華?不夠出名,還是嫌學費太低廉?或是,他根本不認識?看不上眼?不屑?
小結
香港人對自身,對伴侶,對文化,對祖國都沒「根」。就算最後張得志因為「沈張」的出現而動了情,要為他搞一個大學基金,所揀選的也是美國的名校,甚麼史丹福、柏克萊、芝加哥,學費更是要最高昂的。為甚麼他不揀香港的大學?為甚麼不選國內著名的學府北大和清華?不夠出名,還是嫌學費太低廉?或是,他根本不認識?看不上眼?不屑?
有這樣的香港人,香港當然沒有故事。香港文化作家呂大樂最近新出版了《四代香港人》[4],香港來到我們這一代,已經是第四代了,呂大樂認為「第四代香港人的不同思潮,代表著香港核心價值的變化」,這會是「一蟹不如一蟹」嗎?薪火相傳,香港人還有甚麼「核心價值」值得傳給下一代?打開保險箱,就只剩下那六隻從未戴過的鑲鑽黃金錶?這會是你的下一代對你一生「品味」蓋棺定論的誤解嗎?如果香港人還有品味的話。
《甚麼都沒有發生》是一個「香港人沒有故事」的故事,香港沒有故事,香港人注定sentimental。香港人何時才會改變「遊戲規則」?那一天方會動情?